comedy真的可以毫無限制地開任何玩笑嗎？任何社會禁忌，是否一放到comedy就必然得到豁免？
在喜劇裏，開玩笑究竟可以到什麼程度？很多時候，這不是由喜劇這種形式決定的，而是由表演的場地和面向的觀眾決定的，有時也和表演者的身份有關。在大眾媒體上的表演和僅限於一個實體club內的表演，情況完全不一樣，實在不可混為一談、用同一種標準去審視。你在一個只有成人觀眾的comedy club，大可放肆地說成人段子，但在一個面向所有觀眾群體的傳媒上就不大適合了。身為表演者，你可以決定的是你的表演場地和觀眾。
賀瓏夜夜秀的性質有點模糊，它是時事類的政論清談節目還是喜劇表演？台灣這幾年在運用「脫口秀」這個詞或概念的時候，幾乎照搬大陸，將talk show和stand-up comedy（港譯「棟篤笑」）混淆成同一個東西，都稱為是「脫口秀」，但將這兩個東西放回到「發源地」美國的語境下，卻並非完全相同；而且在美國，stand-up comedy文化深入民心，觀眾的接受力和判斷力比台灣、中國這些才發展喜劇文化沒幾年的地方，不可同日而語。stand-up comedy也許百無禁忌，但身為一個comedian，則必須考慮在地觀眾的接受能力。假若表演不但沒給大多數觀眾帶去歡笑，還讓他們感到冒犯，那麼喜劇演員應該先反省這個段子、表演是否失敗了，而不是以「喜劇就是冒犯的藝術」來為自己開脫。
冒犯本不是喜劇的本質，它只是喜劇的其中一種副產品，換句話說：冒犯有時因喜劇而生，但喜劇並非為冒犯而存在。很多時候，喜劇即使是冒犯的，也因為它的幽默而沖淡了冒犯，好笑之餘甚至還發人省思，這才使得「冒犯的藝術」能夠成立──僅僅是冒犯，只需要豎起中指即可，遠不是什麼藝術。關於「幽默」，將西語「humor」譯為「幽默」的林語堂有過極佳的論述：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謔，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的，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著熱烈的謾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
王志安在賀瓏夜夜秀節目上的表現，有做到這一點嗎？恐怕並沒有。他當然不是幽默家，不可對他有如此高的要求，但既然不是幽默家，也不必以「喜劇就是冒犯」來為他開脫了吧。只是無論如何，我仍然覺得不必對賀瓏夜夜秀過於苛責。公權力的介入、廣告商的撤出，都是過度的反應。如賀瓏在節目中所說，受訪者的言論非事先安排，不屬於他們的「創作」，也未經節目組審核。其節目的難以定性，也即在於此。
一些台灣人提出，自媒體負有公共責任，我並不反對。所有面向公眾的傳播媒介，都該負有一定的公共責任，不管它的規模有多小，都應設立一定的底線。只是在台灣，當人們向Youtuber這些自媒體要求公共責任的時候，同時有沒有向那些理應負更大責任的傳統媒體機構作出過，哪怕只是同等程度的問責？還是大家只是看立場，只對立場相異的媒體問責？
人們批評賀瓏夜夜秀沒有負到把關的責任，意思就是，節目嘉賓作出了冒犯的言論，應該將這些言論刪去。可假如刪去了，節目所呈現的王志安就不是真實的王志安，反倒恰恰是沒有盡到「把關」責任的夜夜秀，令大家有機會見識到一名百萬訂閱的Youtuber的真實面目，而王志安一向自詡客觀理性公正，也因此有不少的台灣觀眾。為了不觸犯禁忌而使受訪者呈現完美的公眾形象，這不是訪談，而是公關。一個訪談節目，真正要做好的「把關」，是不能由得受訪者無的放矢、大放厥詞，應該向受訪者提出質疑。
前段時間，改編自真實故事的《白日之下》在香港熱映，我想起一件事。如電影呈現得那樣，當年爆出院舍院長涉嫌強姦弱智院友事件後，某香港傳媒機構確實找來院長做過訪問。讓一個強姦嫌犯在公眾媒體發表意見，合適嗎？合不合適，要看怎麼訪問、怎麼呈現，而不是修飾、掩蓋受訪者的言論，使之符合公共價值。
相比起賀瓏夜夜秀，真正頭腦不清醒的，是一些曾經訪問過王志安的台灣Youtuber（如百靈果），在這場風波裏竟然跑出來為王志安辯解，說他是「中國的自由派」。一句「受訪者言論不代表本節目立場」即可，又何必免費為他做公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