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時期特別做法。今年的香港金像獎因為疫情而推遲，最後改為在網上公佈獎項。出鏡的只有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一人，他用短短十來分鐘時間宣佈了所有的獎項，沒有了走紅地氈，沒有了公佈獎項時給予入圍者的特寫鏡頭，也沒有了感動流淚或激情四射的獲獎感言。
周冠威自《十年》之後完成的首部長片《幻愛》，此屆亦有多項提名。他像所有人一樣，坐在電腦前看完了整個頒獎過程，可惜他的電影最終顆粒無收。對於獎項，他本沒有太大的寄望，也沒有太大的失落，對於他來說，有更多東西比獎項重要，比如健康，比如電影本身。
被迫參與一場賭博
「這樣的頒獎禮反而更好，令我更加以平常心去面對。」周冠威說。
但疫情帶來的，不僅是一場沒有任何排場和明星的頒獎禮，也帶來電影業的停頓，對周冠威最大的影響，是《幻愛》要推遲上映，即使電影院重開、《幻愛》獲得排片，因社交距離政策和影院票價減價，票房會造成多大影響仍難以估計。他形容，這是一場被迫參與的賭博，而他對電影收回成本的信心並不高。「這部電影98%的可能會蝕本。」他悲觀，但仍然留了2%的盼望，不想「睇死啲嘢」。《十年》上映的時候，他也是差不多的心態，但得到了預想不到的結果。
他其實更希望自己的電影能穩穩陣陣，讓投資者能至少收回成本──這樣香港電影才不至不斷陷入做慈善的怪圈裏。
《幻愛》的投資並不大，但收回成本則至少要有1000萬的票房。過去幾年，香港電影在本地市場破千萬票房的，本就寥寥可數，如今遇上疫情，變數就更大了。而自《十年》之後，從演藝學院畢業多年的周冠威，也遇到了其事業上最大的障礙之一──被大陸封殺，意味着本地大多數電影公司也都不敢投資給他。他手上其實還有多個已經完成的劇本，暫時只有愛情題材的《幻愛》，獲得了足夠的製作經費。雖然吃了很多閉門羹，一路磕磕碰碰，但封殺終究沒能扼殺他的創作；為了全心投入創作，他辭去了包括教學在內的其他兼職工作，兩年前已花光了積蓄，只能借錢度日。作為電影人，這是成功還是失敗？
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
成與敗，周冠威自己看得並沒有那麼重。電影是自己喜歡的事業，只要能繼續做創作、拍電影，為電影世界哪怕只是作出了一丁點的貢獻，就足以令他心滿意足。對於自己想做的事，最終結果如何非他首要的考量，他說：「首先必須是自己好想做，好有熱情去做。如果我才華不夠，我可以去影院做一個帶位員，那不代表失敗；如果上天多給我一點才華，那我就再多做一點。」
在十五、六歲時，周冠威已經萌生了做電影的夢想。他說，如果要說失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其實是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
他小時候說話有問題，有些字發音不準，總是遭到別人的嘲笑，而語言能力的不濟，也讓他在學業上屢屢挫敗。他說自己的童年是一個孤獨、自悲的童年，少年時自悲又加上反叛，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動過輕生的念頭。他不滿意學校不教他想學的東西，卻要強迫他去學習沒有興趣的東西。
把這個失敗者從教育制度下拯救出來的，正是電影。當身邊所有同學都在為中學會考焦頭爛額的時候，他就沉醉在電影的世界裏，每天在家看兩三部電影，有些是電視裏錄下來的，有些是從樓下租碟鋪租來的。會考前那兩年，他幾乎沒好好讀過書，但電影的陪伴，卻讓他重燃起生命的樂趣。陪他走過那些歲月的電影，有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畢業生》，占士·甸主演的《蕩母癡兒》，也有寇比力克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奇斯洛夫斯基執導的《兩生花》……他發現世界原來充滿奧妙和神祕，連電影大師都仍在探索，那自己又何談放棄？
「我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一起去探索。如果說我找不到存在意義的話，可能我去尋找存在意義，就是存在的意義。」周冠威說，「學校沒教我什麼是愛，什麼是寬恕，是電影教我的；學校裏沒教我公義，也是電影教我的。」
考試心態影響創作人與觀眾
去了讀電影後，周冠威擺脫了教育制度給予他的挫敗感。但電影世界也是一個名利場，沒有「考試」，卻不見得更純淨，那是一個不只關於創作與藝術，也是更多與商業有關的世界，成功和失敗的概念，還是如影隨形。票房、口碑與獎項，是理想主義者也需要面對的電影評價體系，他還是不斷提醒自己要控制自己爭勝的心：「我要站得穩，拿獎受矚目的時候，不要自誇；看似失敗，又輸了獎時，也不要氣餒。電影本身就不應該是一個比賽。」
他說：「以前其實沒有那麼多電影節和電影獎項。我教電影時，有時聽到其他老師說起，學生可以去參加短片比賽拿獎。我的反應是，怎麼會這樣？」他認為，為了拿獎而讀電影，是一種被成敗所扭曲的價值觀，如果他這樣去教學生，學生只會將電影作為個工具，一種建立成功的工具。「這樣無法培養有質素的創作人。」他說。
在他看來，「考試心態」不僅創作人有，觀眾也有，而這種心態同樣影響觀眾作為單純的觀眾。觀眾抱着考試的心態去觀賞電影，會產生兩種情況：「有的觀眾當自己是考生，看電影時想着自己能否看明白。他希望在電影裏面找到標準答案，這個答案必須是很具體、很實在的，也是很唯一的，沒什麼可能性和曖昧性。」
「另一種是變成評卷員，在這個Facebook年代，總覺得要評價一些東西。那他對電影是不投入的，或者不是單純作為觀眾的投入，而是有點高高在上的，讓理性完全佔據觀影過程，那如何走出感性呢？如何在宣泄情緒？」
電影上映不代表創作完結
身為導演，周冠威堅信最能評價自己作品的，其實是自己。「無論缺點優點，最清楚的其實是自己，因為你最清楚拍攝現場的情況和背後的一些苦難。當中有哪些地方是撞彩，哪些地方是非戰之罪，哪些地方可以再進步，你都應該比其他人更清楚。」
所以，電影拍完了、上映了，並不代表創作的結束。《幻愛》自去年6月拍畢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又在金像獎前放映了幾場，周冠威還在思考着這部電影還可以如何改進。這對於他來說，仍然是創作的延續：「那些創作是不用給觀眾看到的，也可以說我沒有能力再讓觀眾看到，因為我沒資源再拍。那些只能出現在自己腦海裏的畫面，其實是給我自己看，作為下一部的參考。」
他可以輸給全世界，但不允許輸給自己。
雖然對個人的成敗看得很淡，但周冠威對香港電影的命運卻非常着緊。《十年》拿到金像獎最佳電影那年，作為電影五分之一導演的他，第一次參加金像獎頒獎禮。一般意義上來說，那足以成為一個導演的事業高峰，但周冠威真正感到興奮的是，那一晚，他在文化中心看到了香港電影人的骨氣。那種骨氣，任誰也很難用世俗的成敗論去評價它。周冠威希望香港電影也能出一個像台灣導演魏德聖那樣的人，用熱愛香港的心，去拍得到香港人認可的電影；既兼顧電影的商業性，又無損其藝術性。他認為，只有像這樣的導演，才能真正幫助香港電影在低谷中重生。
周冠威是個教徒，他在自己的人生遇到低谷的時候，總是記着宗教給他的信仰：要活出信心。在他的電影裏，無論是《十年》裏最為爆裂的《自焚者》，還是如今更為溫柔的《幻愛》，你也能看到他總是希望在絕境中帶給人一點點盼望。
（本文首發於《號外》2020年6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