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到《幻愛》,「失敗青年」周冠威:電影不應是競賽

特別時期特別做法。今年的香港金像獎因為疫情而推遲,最後改為在網上公佈獎項。出鏡的只有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一人,他用短短十來分鐘時間宣佈了所有的獎項,沒有了走紅地氈,沒有了公佈獎項時給予入圍者的特寫鏡頭,也沒有了感動流淚或激情四射的獲獎感言。

周冠威自《十年》之後完成的首部長片《幻愛》,此屆亦有多項提名。他像所有人一樣,坐在電腦前看完了整個頒獎過程,可惜他的電影最終顆粒無收。對於獎項,他本沒有太大的寄望,也沒有太大的失落,對於他來說,有更多東西比獎項重要,比如健康,比如電影本身。

周冠威(左一)與《幻愛》男女主角蔡思韵和劉俊謙出席映後分享。

被迫參與一場賭博

「這樣的頒獎禮反而更好,令我更加以平常心去面對。」周冠威說。

但疫情帶來的,不僅是一場沒有任何排場和明星的頒獎禮,也帶來電影業的停頓,對周冠威最大的影響,是《幻愛》要推遲上映,即使電影院重開、《幻愛》獲得排片,因社交距離政策和影院票價減價,票房會造成多大影響仍難以估計。他形容,這是一場被迫參與的賭博,而他對電影收回成本的信心並不高。「這部電影98%的可能會蝕本。」他悲觀,但仍然留了2%的盼望,不想「睇死啲嘢」。《十年》上映的時候,他也是差不多的心態,但得到了預想不到的結果。

他其實更希望自己的電影能穩穩陣陣,讓投資者能至少收回成本──這樣香港電影才不至不斷陷入做慈善的怪圈裏。

《幻愛》的投資並不大,但收回成本則至少要有1000萬的票房。過去幾年,香港電影在本地市場破千萬票房的,本就寥寥可數,如今遇上疫情,變數就更大了。而自《十年》之後,從演藝學院畢業多年的周冠威,也遇到了其事業上最大的障礙之一──被大陸封殺,意味着本地大多數電影公司也都不敢投資給他。他手上其實還有多個已經完成的劇本,暫時只有愛情題材的《幻愛》,獲得了足夠的製作經費。雖然吃了很多閉門羹,一路磕磕碰碰,但封殺終究沒能扼殺他的創作;為了全心投入創作,他辭去了包括教學在內的其他兼職工作,兩年前已花光了積蓄,只能借錢度日。作為電影人,這是成功還是失敗?

《十年》劇照

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

成與敗,周冠威自己看得並沒有那麼重。電影是自己喜歡的事業,只要能繼續做創作、拍電影,為電影世界哪怕只是作出了一丁點的貢獻,就足以令他心滿意足。對於自己想做的事,最終結果如何非他首要的考量,他說:「首先必須是自己好想做,好有熱情去做。如果我才華不夠,我可以去影院做一個帶位員,那不代表失敗;如果上天多給我一點才華,那我就再多做一點。」

在十五、六歲時,周冠威已經萌生了做電影的夢想。他說,如果要說失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其實是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

他小時候說話有問題,有些字發音不準,總是遭到別人的嘲笑,而語言能力的不濟,也讓他在學業上屢屢挫敗。他說自己的童年是一個孤獨、自悲的童年,少年時自悲又加上反叛,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動過輕生的念頭。他不滿意學校不教他想學的東西,卻要強迫他去學習沒有興趣的東西。

把這個失敗者從教育制度下拯救出來的,正是電影。當身邊所有同學都在為中學會考焦頭爛額的時候,他就沉醉在電影的世界裏,每天在家看兩三部電影,有些是電視裏錄下來的,有些是從樓下租碟鋪租來的。會考前那兩年,他幾乎沒好好讀過書,但電影的陪伴,卻讓他重燃起生命的樂趣。陪他走過那些歲月的電影,有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畢業生》,占士·甸主演的《蕩母癡兒》,也有寇比力克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奇斯洛夫斯基執導的《兩生花》……他發現世界原來充滿奧妙和神祕,連電影大師都仍在探索,那自己又何談放棄?

「我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一起去探索。如果說我找不到存在意義的話,可能我去尋找存在意義,就是存在的意義。」周冠威說,「學校沒教我什麼是愛,什麼是寬恕,是電影教我的;學校裏沒教我公義,也是電影教我的。」

《幻愛》講述的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與一名社工的愛情

考試心態影響創作人與觀眾

去了讀電影後,周冠威擺脫了教育制度給予他的挫敗感。但電影世界也是一個名利場,沒有「考試」,卻不見得更純淨,那是一個不只關於創作與藝術,也是更多與商業有關的世界,成功和失敗的概念,還是如影隨形。票房、口碑與獎項,是理想主義者也需要面對的電影評價體系,他還是不斷提醒自己要控制自己爭勝的心:「我要站得穩,拿獎受矚目的時候,不要自誇;看似失敗,又輸了獎時,也不要氣餒。電影本身就不應該是一個比賽。」

他說:「以前其實沒有那麼多電影節和電影獎項。我教電影時,有時聽到其他老師說起,學生可以去參加短片比賽拿獎。我的反應是,怎麼會這樣?」他認為,為了拿獎而讀電影,是一種被成敗所扭曲的價值觀,如果他這樣去教學生,學生只會將電影作為個工具,一種建立成功的工具。「這樣無法培養有質素的創作人。」他說。

在他看來,「考試心態」不僅創作人有,觀眾也有,而這種心態同樣影響觀眾作為單純的觀眾。觀眾抱着考試的心態去觀賞電影,會產生兩種情況:「有的觀眾當自己是考生,看電影時想着自己能否看明白。他希望在電影裏面找到標準答案,這個答案必須是很具體、很實在的,也是很唯一的,沒什麼可能性和曖昧性。」

「另一種是變成評卷員,在這個Facebook年代,總覺得要評價一些東西。那他對電影是不投入的,或者不是單純作為觀眾的投入,而是有點高高在上的,讓理性完全佔據觀影過程,那如何走出感性呢?如何在宣泄情緒?」

《幻愛》劇照

電影上映不代表創作完結

身為導演,周冠威堅信最能評價自己作品的,其實是自己。「無論缺點優點,最清楚的其實是自己,因為你最清楚拍攝現場的情況和背後的一些苦難。當中有哪些地方是撞彩,哪些地方是非戰之罪,哪些地方可以再進步,你都應該比其他人更清楚。」

所以,電影拍完了、上映了,並不代表創作的結束。《幻愛》自去年6月拍畢已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又在金像獎前放映了幾場,周冠威還在思考着這部電影還可以如何改進。這對於他來說,仍然是創作的延續:「那些創作是不用給觀眾看到的,也可以說我沒有能力再讓觀眾看到,因為我沒資源再拍。那些只能出現在自己腦海裏的畫面,其實是給我自己看,作為下一部的參考。」

他可以輸給全世界,但不允許輸給自己。

雖然對個人的成敗看得很淡,但周冠威對香港電影的命運卻非常着緊。《十年》拿到金像獎最佳電影那年,作為電影五分之一導演的他,第一次參加金像獎頒獎禮。一般意義上來說,那足以成為一個導演的事業高峰,但周冠威真正感到興奮的是,那一晚,他在文化中心看到了香港電影人的骨氣。那種骨氣,任誰也很難用世俗的成敗論去評價它。周冠威希望香港電影也能出一個像台灣導演魏德聖那樣的人,用熱愛香港的心,去拍得到香港人認可的電影;既兼顧電影的商業性,又無損其藝術性。他認為,只有像這樣的導演,才能真正幫助香港電影在低谷中重生。

周冠威是個教徒,他在自己的人生遇到低谷的時候,總是記着宗教給他的信仰:要活出信心。在他的電影裏,無論是《十年》裏最為爆裂的《自焚者》,還是如今更為溫柔的《幻愛》,你也能看到他總是希望在絕境中帶給人一點點盼望。

(本文首發於《號外》202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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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牛

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棵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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