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是中國文學的傳統觀念。據說西方文學卻並非如此,而是將文與人割裂來看。於是,文如其人變成落後的觀念。

說到作品與作者的關係,我卻認為,問題不在於文如其人,而在於評價文學作品時將作者的道德列入考慮甚至置於評價標準之首。所以中國歷史上不乏因為道德水平不怎麼樣而被埋沒的有才之士–人被埋沒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連作品也被埋沒。這種惡劣的評價方法至現代仍然存在,比如散文家周作人,其作品就一直因其「漢奸」身份而被忽視。說到底這也非文學領域的獨特問題,而是在整個中國文化中「才」的地位就一直不如「德」–可笑的是到了今天,道德這種東西更多時候只是類似於八榮八恥一般的口號。

評價文學作品固然不應將作者的道德水平聯繫上,但分析文學作品卻恐怕又不能割裂它與作者的關係。文如其人說的不是文章的水平和作者的道德水平一樣,而是文章的性格像作者本人的性格。比如李白風流不羈,寫出來的詩也有他風流不羈的影子;就算是靠幻想寫出來的非現實主義作品如《哈利波特》者,也必能在其中尋找到作者羅琳的性格或者想法。如果要分析作者為何要那樣寫,作品想表達甚麼,當然要弄清楚作者是怎樣的人,作品的背景又如何。尤其在面對抒情類的文章時,並尤其是在文本中沒有明顯的線索時。作品和作者又怎麼可能完全割裂來看呢?

李敖寫過一篇文章<紅玫瑰>。文章看似是散文,但內容應該是虛構的。該文並非李敖一時感性而作,而是他一位叫Rosa的紅顏友人請他寫的。

解讀<紅玫瑰>者,大概都會認為文中的「我」對文中的”Rosa”戀戀不捨,並懷有他們的愛情總有一天會重生的希望。但文中有些地方很值得玩味。比如,最後「我」說了這樣一句話:「不錯,開是開了,可是除了歷史的意義,它還有甚麼別的意義呢?它已經不再是去年那一朵,去年那一朵紅玫瑰謝得太早了」

如果把紅玫瑰又開了解讀為他們的那段愛情還有重燃的希望,那麼為甚麼「我」要強調「已經不再是去年那一朵」,為甚麼要在最後帶出這種新舊之別呢?我聯想到了李敖的多情。

也許我真的很無聊,但我覺得更無聊的是,所謂「應用寫作」課原來就是研究這些問題,和做閱讀理解分別不大。我不知道修這樣的課對提高一個人的寫作水平有多大的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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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牛

在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棵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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