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是一門生意

表妹是在上個世紀的97年出生的。這麼多年過去了,表妹在2006年的春天有了弟弟。

舅父和舅母都是殘疾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比我們艱難,但還是堅持生下了第二個孩子。這其中當然有他們的慎重考慮。他們很需要一個男孩,但不是出於重男輕女的思想,至少不主要是。表妹長大後會嫁人,不可能長時間待在她父母身邊。當舅父兩夫婦都老了,誰能照顧他們?要知道,他們是殘疾人,當他們老了,比普通人需要更多的照顧。交給社會、國家?別癡心妄想了,我們偉大的祖國,至今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據說還要上百年的時間才能升級—-這個「夢」當然也很值得懷疑。所以目前這個偉大的祖國,不會關心一對普通的殘疾人夫婦生活如何。鄧小平的兒子做了全國殘疾人協會的主席,他當然生活無憂。他的殘疾是文革那個瘋狂時代所致,說起來我舅父也是。據說外公當年是南雄縣一個小官,文革時被打成了右派,囚禁了一段時間,病死。舅父在他小時候發了次高燒,沒能及時醫治,沒死,但燒壞了身子。以前我聽到這些事情就在想,如果外公不是右派,舅父的高燒能否得到及時醫治?

未來的事不知道,只能盡早準備,別指望國家。舅母剛懷孕不久,就有一些芝麻小官找上門來,要求墮胎。他們幾乎每天都上門。事實上,母親早就決定了讓舅母到香港來生。但是那些官員大爺們還是幾乎每天上門,不上門也打個電話過去,要求墮胎,以及罰款。那段時間,舅母胎養得不好,也不敢聲張會來香港生。一聲張出去,令大爺們感到罰款可能沒有了著落,真不知道大爺們會怎麼做。在大陸時,我就聽說過計生辦那些人是怎樣對付超生家庭的。那些超生家庭通常是沒錢沒勢的人。城管呀,計生辦呀,我估計他媽的都是同一幫人,都是黑社會出身的。

舅母只好說,生了再給,以此拖延時間。但是大爺們說要先繳押金,怕舅母跑了。舅父和舅母都是殘疾人,跑得了多遠?

後來舅母終於得以來到香港生孩子,住的是私家醫院。我家窮,所以舅母生下表弟的第三天就出院了,沒欠醫院的錢。後來舅母肚子上的線也是母親拆的—-需要解釋的是,母親以前是護士。我多麼希望港人討伐的大陸孕婦名單中沒有舅母的名字,但我並不介意講述此事。那些生了孩子就溜的人的確很不要臉,但我希望香港人明白並非所有大陸孕婦都是敵人,而且她們有很多更無奈的地方是香港人難以明白的。

舅母一回到鄉下,那些大爺又登門了。其中特別活躍的一個家伙是鄉干部。舅父一家住在鎮上,那鄉幹部還不辭辛勞經常從村子里趕來催罰款。他那麼活躍,據說是因為有「分紅」。這實在很容易理解,國家就是需要通過「分紅」的方式令一些人甘心為此賣命。舅母一開始不想交這筆錢,或者根本一時間無法交出來,她只好說,孩子是香港戶口,沒有違反計劃生育。但大爺就是大爺,根本不吃這一套。結局就是,那筆錢還是交了。

但那筆錢最終會到誰的口袋里呢?或許很難猜到,或許也不難猜到。不難猜到的是,那筆錢不會流入國庫,不會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添磚加瓦。

幾天前,看到新聞說,廣西有一地方的人因為不滿計劃生育罰款提高,把政府都給燒了。不瞞各位說,我看著特別爽。5月30號,廣西另一個地方也因同樣的原因起了騷亂。我越來越爽。香港的文明人也許看不起那些「野蠻人」。但當一些人運用國家機器來欺負人的時候,那些被欺負的人還有甚麼辦法可以表達不滿?尤其在中國這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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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牛
陳牛

陳牛,曾先後於《明報》、《端傳媒》、《香港01》任職,為《號外》、《就係香港》等媒體擔任特約記者、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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